刘春：鸡有时飞得比鹰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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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访时间：2004年9月5日上午
地点：北京梅地亚中心龙团茶苑

刘春：一般讲，成功的人都有些英雄气概，可我看到的，一个个都凡夫俗子。
对我来讲，当时只是有一些零星的片子，看了也不好看。真的有些感觉的片子，比如《望长城》，你要说这个片子有多好，也没有。但是现在看来简单的东西，当时确实是有一些观念性的突破。其中有一个段落，是寻找王向荣，那是一个设计的片段，摄制组去找王向荣。这是把采集素材的过程纪录下来，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终点。这在当时的电视界是比较少的。再有一个是同期录音；还有就是移动跟拍镜头。

记者：当时好象是摆拍的？
刘春：是摆拍的，但摆拍也要看是什么情况。电视本来就是一个设计的艺术。实际上很多情况下要看你怎么摆的好。

记者：
刘春：我94年研究生毕业。在进入中央台之前，我完全是一个外行的眼光在看电视。知道的栏目也只有《九州方圆》。

记者：你觉得那时分到中央台是不是研究生比较容易。不像现在这么难？
刘春：也不是这样的。当时分到台里的只有2个人，也很少。当时研究生少，当时广播学院电视研究生只有5个。当时我的导师找我谈话，因为我在班上文章写的还可以，所以老师希望我能留校。老师当然是经历过很多场面，没有什么虚荣心了。当时我跟老师在那时的虚荣感、满足感是不一样的。而且我是从安徽农村出来的，如果我在中台的话，家里有些什么事，可能很多事就会好办了。抱了这样的想法进的中央台。
因为我不是学电视的，当时我进电视台相对也比较容易，因为一个有王纪言老师的帮忙，另外我在学校的成绩也比较好。
“君子不怕贫寒，患不均”吗，当时我看看周围的人一个个都开着车，我连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。那时工资也不高，体制也比较僵化。那个时候除了《东方时空》和《焦点访谈》，其他都没什么意思。
当时我去的地方不行，去了青少部，当时青少部在做一个节目《12演播室》。我就去了那个节目。当时就不知道该做什么节目？当时我感觉有点失落，一个就是找不到方向；另外一个失落，在学校里，你是研究生，你可能跟本科生、博士生就不会是一个级别。可是在台里，你是研究生也好，你是博士生也好，你跟中专生是一个级别。而且你有可能还不如中专生，中专生会剪片，而且动作麻利，人家是学电子的，熟悉起来比你快。

记者：那你在研究生时学过电视剪辑吗？
刘春：我们那时也开这种课，我们我们大部分研究生都是电视的外行，所以都想学些实际的电视制作。现在想起来都是“神话”，开第一堂课时，全去了，挤满了研究生。但是大家都听不懂，你想，老师讲的都是编辑机里面的原理。实际上当时老师讲的东西都是最简单的东西，但当时我们不理解，意为老师很有水平，实际上那些老师是比较年轻的，是教说明书的。这是最要不得的。
现在的电视业还好点，因为多元发展，包括新闻、电视栏目策划、电视撰稿，实际上在80年代，中国电视只有一个门槛，叫技术门槛。你就会发现什么人在做电视呢，一是他父母是做电视的；二是学这个专业的有这个机会；然后，偶尔有专业军人去了。其他的，没戏。

刘春：电视台里有一个职业是挺残忍的，就是摄影师。摄影师在年轻的时候，是最招人喜欢的。在80年代，扛个摄影机，再留个大胡子，然后你钱挣的也比别人多。说实话，一般来说，摄影师长的都比编导好看，那个时候漂亮姑娘都喜欢追摄影师。很多中文系毕业的女编导，都跟他们好。
但是，20年多过去了，摄影师还是摄影师，但是女编导要么是制片人，那么是领导了，所以很多离婚了。

记者：在你进入中央台之后，在你做第一片子时，遇到过哪些问题？
刘春：一般来说，做第一个片子的时候，典型的是这样的，伟大形象。我在凤凰卫视曾经搞过一次活动，叫《DV新时代》，就是用DV的形式来纪录你的生活。你就会发现，第一，哪怕一个最小的事，它的名字都起的很大，如《往事如歌》；第二，他哪怕拍一个很具体的事，都会在前面有大段的议论，后面有大段的感慨。“老王的故事我们似乎已经讲完了，他留给我们的，是在人生的长河中－－－－”；第三个特点呢，就是在拍人的时候，不太会注意用过程和细节来说话。所以他的简单做法就是“采访+空镜”，过程呢，靠字幕，两分钟来一个字幕。然后呢就是解说词，一般老人吗，或者像我，一般解说词用来交代背景、事实、过程。但新手不是这样。

记者：那么在《12演播室》的一年多时间当中，你是否经历了一个从生手到熟悉的转换？
刘春：也不能这么说。它是一个青年栏目，青年栏目是做什么的，似乎什么都能做，这也就是说什么都不能做。其次，当时我所在的那个栏目没有一个完善的制片人制度，当时是小组长制，各个编导各自为战，你干好了是这样，干差了也是这样。互相之间也没有促进，也没有策划。所以在《12演播室》觉得很苦闷，表现之一就是每年写一个年终文化述评，其实那是我干的事，但就是无聊吗。

记者：那时你天天上班吗？
刘春：时上班时不上班，就是混。

记者：后来呢？
刘春：95年底96年初吧，当时我碰到了一个倒霉的事，丢了一个手机。我特别一个迷信，我丢过8部手机，每次丢手机，我都会高兴，因为会有好事来了。95年的时候，我当时做完一个大专辩论会，又写了一个8000字的文章，挣了一笔钱，然后买了一部一万多块钱的手机，那部手机仅仅在我身边停留了一个礼拜。那天陈鲁豫来了，她跟我还比较近，聊天聊得高兴，完了送她回家，后来又去另外一个地方，发现手机没了。你想想，当时一万多块钱，抵我现在几万块钱的感受。唉，丢了手机的第二天，就碰到了夏骏。夏骏问我想不想去，当时我已经了解夏骏是电视行业的老人了，我说那行吧。于是我就去见了袁正明。
记得《新闻调查》是96年5月1日创办的，当时为什么觉得去《新闻调查》比在《12演播室》要有发展，因为《12演播室》一个是节目比较短，而且它也没有进入电视新闻主战场这样的一个功能；到了《新闻调查》就不一样了，当然它也需要镜头的东西，但它更需要的是对社会问题的把握能力。这个是哥们的强项。我从小就看《参考消息》，看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。

记者：去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？
刘春：就感觉找到党了。当时评论部都是知识分子当策划，像陆建华，现在《财经》杂志的胡舒立啊，《经济观察报》的贺力，当时有好多是我的好朋友，在一起感觉非常快乐。知识分子成堆在一起，而且工钱还多了。
更让我兴奋的是，在《新闻调查》这样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，我还能站住脚，而且成为当时的“四大骨干编导”，当时“四大骨干编导”一是夏骏、二是赛纳、三是王坚平，然后就是我，当时以我的背景，总有被提拔的感觉。而且当时出去都是双机拍摄，起码有五六个人协助你，而且还有一个助手。当时是王猛，现在他也是到处讲课了。
实际上，我感觉，人是需要自我暗示的。这种暗示会激发自己的潜力。比如说我在《12演播室》时，我就什么都做不了，自己做的东西，怎么也找不到感觉。但是到了《新闻调查》，一通百通。

记者：是凤凰卫视成就了你？
刘春：人是要有变化的。对我来说，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变化，因为你在一个单位呆的时间长了，你就在这个单位的人际关系中陷的很深。但当你离开以后，所有矛盾就统统都不存在了，就都是好朋友了；当然，对于香港，尽管我现在讨厌香港，但在当时，我觉得香港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东西。在中央台的时候，你把自己一切的未来都交给了组织，组织会给你分房，组织会提拔你，组织会给你养来老。
我这人有一个毛病，不喜欢把一个事情说的特别好或者特别坏。
我去凤凰卫视，只是我个人的欲望、兴趣、高级趣味、低级趣味等等各种动机所组成的，跟什么人生的艰难选择，走市场化的道路什么的没有任何关系。另外一个，凤凰里面人也比较熟。

记者：我看到有从中央台出来的人说，做了4年片子，这个时候感觉做一个片子非常容易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要走了，你是这种情况吗？
刘春：也是。我后期在《新闻调查》，对我来说，做片子确实太容易了。《新闻调查》曾经设过一个奖叫策划奖。当时策划有3个人，就是我、赛纳，还有制片人夏骏。但是策划奖自从设立开始基本上是我一个人拿，后来我主动要求取消这个奖。
 
刘春：大海也好，大雁塔也好，在我们的心中都是神圣化、理想化的东西，都带有某种情绪。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，但是很多人去了，爬上去，看了看，不过如此，又下来了；大海也是，你去了大海，什么都没有。实际上生活也是如此，很多东西被我们虚拟化，神圣化。

记者：你在《新闻调查》做过哪些印象深刻的片子？
刘春：我在《新闻调查》做的片子不多，一年也就最多能做五六个的样子。

记者：你觉得从《新闻调查》出来有思想方面有什么变化吗？
刘春：我从《新闻调查》出来以后，对电视的认识有些变化，主要在两个方面，一个是对电视内容的认识。你看一张报纸，有很多内容，但它的核心是什么呢，是信息，电视也是如此，尽管是一个视觉艺术的东西，但根本上还是信息。这是我从中央台出来去凤凰卫视后的一个认识上的变化；还有一个是批评与正面报道的困惑。在国内，很多人说，中国电视没法干，不是正面报道就是批评。特别是在《新闻调查》那样的栏目里呆久了的人。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，在批评报道与正面报道之间，还有很多东西可做。其实电视很大程度上上一种公众服务性的媒体，像气象节目。
国内很多人觉得凤凰卫视的政治环境好象很宽松，因为说话的口径好象比较宽松。实际上，凤凰卫视在国内的采访一直就没有获得什么政治保护，随便哪个地方的乡政府想查封我们就查封了；另外我们播出以后，当地就可以查封我们，就把凤凰在一个省里面的播出通道给查封了。所以别人经常说凤凰宽松，实际上凤凰的环境不宽松，凤凰事实上很脆弱，因为你不具有合法性。
但是，我们这两年也是顺着凤凰的发展空间，做了一些事情。因为市场非常微妙，你只能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和直觉来做事。但也没有外面所认为的，在凤凰里把“女人当男人使”，都是瞎吹的。
以新闻记者为例，如果你就是做一天做几个新闻，我觉得并不会累。但是如果你还要考虑其他问题，要考虑审查，要考虑政府形象，要考虑谴辞造句，就是说陷入到一些本就不该考虑的事情上去，那你就会很累。

刘春：我们一般一个栏目不会超过四个人。但是人家说凤凰成本底，我倒没觉得，凤凰请的人，成本都不底，而且是在香港这样一个地方。而且，凤凰现在机构不大，六七百号人，官却不少，属于中层的有200多人，干活的就没几个人了。

刘春：中国人做事情很奇怪，要么把一件事情“神化”，要么把一件事情“妖魔化”。等到过几年这个“神话”过了，大家就来把它“妖魔化”。我觉得很多事情是运气，而且人的成功很多时候是运气。现在来看，我觉得我的知识储备，恰恰符合凤凰台的定位。我去了以后管了一些栏目的东西，后来就管一些专题的东西。专题我确实比较懂。其实就是从现在来看，我跟王坚平他们相比，我对政治的敏感肯定比他们要强。我头脑中的政治资讯肯定也要比他们多得多。但是政治敏感局限在一个小栏目里面时，就不重要了，它就是一个技术的东西了。我对政治比较感兴趣，加上我的背景有不是电视出身，更多的是知识分子的东西，那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也就是知识分子的那种视角。而海外的眼光往往承担了某些知识分子的功能，而我恰恰会用这种思维方式去琢磨栏目设计的东西。

刘春：鸡有的时候飞的比鹰还高。我是七情六欲太多的人，这既是一个缺点，也是一个优点；另外一个，我还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。

刘春：我不是一个喜欢设计自己的人。我是一个率性而为的人，今天在这个地方呆着开心就在这个地方呆着，明天呆烦了就换个地方，不去考虑我是否这个地方缺少什么，这个地方不满，要补补课之类的，没有这些想过。之所以至今没有结婚也是这个原因，因为我没有长远打算。

刘春：中央台那么严格的地方，我想做我就去做，不去想做完片子了能不能播出，不能播就不能播。后来我发现自己还养成了一个感觉，总给自己留后路。香港人很敬业，很认真的工作，因为今天丢了饭碗，就不好再找工作了。但是我就没有这个感觉，第一我是从小苦过来的人，不怕再怎么苦；二是我还有些手艺，我还做做策划啊，编导啊什么的，还能做；三是广播学院还愿意要我回去当老师。所以大不了回去当老师。

刘春：另外一次丢手机是因公。在淮河做片子时，不小心掉河里了，回来后赔偿了7000块钱。

刘春：《鲁豫有约》有几个符号是国内电视台所无法模仿的，一是凤凰台的政治话语空间；二是我是始作俑者，已经有了成型的节目样式；三是鲁豫特有的访谈方式。
事实上，在做栏目策划前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清晰的思考。就是说你是干什么的，你有什么资源，你缺什么。
我们为什么做《有报天天读》，那实在是没办法，我们没有太多的资源，但我有一个好处是能看到很多的报纸，香港的报纸，国外的报纸。凤凰是在一个夹缝里面，找到了自己的空间。

刘春：80年代以来中央台有一条是做的非常好的，就是制片人制度，因为中央台目前所有的活力，都来自于制片人制度。中央台的制片人制度非常可怕，它利用市场的灵活机制，像永动机一样吸纳各种东西。尽管它也存在问题，但是它对节目质量的提升，人才的不断进入，包括节目样式的不断创新。没有制片人制度，就没有现在的《艺术人生》这样的节目，这些节目都是制片人制的产物。如果延续以前的小组长制，一个小组十几个人，小组长的权限只有2万块钱，你能做什么，什么都做不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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